“1956年5月的下午三点八戒策略，您要是怕水，就搁在岸上晒太阳吧。”毛主席在电话里笑着说。北京的风带着初夏的热度钻进话筒，另一端的周谷城愣了两秒，才回一句：“主席，我既不会潜得太深，也浮不出多浅，这水您得罩着我。”一句半开玩笑的话，把主席逗得哈哈直乐。简单的邀约，由此铺开两位老友半个世纪的交往脉络。
泳池边的相聚只是一个切口。彼时的周谷城，48岁，才从复旦的课堂赶到北京参加文艺座谈会；而毛主席，刚主持完中共中央扩大会议，想趁短暂空隙舒一口气。主席爱水众所周知，他觉得“人在水里最放松，思想反而清澈”。周谷城却已有二十多年没下过池子，对水多少心虚。站在中南海小泳池的栏杆旁，看着主席舒展臂膀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他只好举起毛巾打趣那句“既不能深入浅出，也不能由浅入深”，既是自嘲，也暗含哲思。主席一下子明白，这不是单纯怕水，而是一位学者对“分寸”的刻意拿捏。
短暂嬉水后，两人披着浴巾靠在池畔藤椅上。毛主席随手从随员带来的包里翻出一本《汉书》，翻至《赵充国传》，指着其中几行念给周谷城听：“赵充国先主张屯田，满朝三分之一支持，三分之二反对；可他硬是扛着不松口，最后反对的成了少数。”主席放下书，语速慢下来，“真理就是这么个事，早期冷清，后头热闹。”周谷城点头，却没急着接话，只把手里的茶杯转了几圈，像在咂摸字里的重量。
他们谈史八戒策略，也谈眼前。1956年正是党中央提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当口。社会科学如何打开局面、知识分子怎样发挥作用，都在探索阶段。周谷城前年才发表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》一文，引出一片争论，其中不乏尖酸刻薄。毛主席清楚他承受的压力，便以赵充国的故事给这位老友递去默契的鼓励：坚持下去，别被杂音击退。周谷城领会，却仍有顾虑，“火力够猛，我担心被炸没影儿。”主席挥手：“辩论就像练兵，挨几炮才知道盲区在哪儿。”
时间往前推三十五年，1921年夏季炎热。周谷城受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英文兼伦理学教员，刚进校不久，毛泽东就敲开了他的宿舍门。满屋子书卷，一本英译版《资本论》压在木桌角。毛泽东指着那本厚书半开玩笑：“看这东西，可不怕挨查？”周谷城耸肩：“读书有罪？”那一夜，两人从历史谈到经济学，从西方哲学跳到《楚辞》，蜡烛烧到一寸。彼时的毛泽东，强烈关注社会革命；周谷城，则更醉心学术研究，但思想路径仍有交汇。不久后，共产党成立，毛泽东成了一大代表，周谷城没有马上跟上，却与老同门保持书信往返——他们路分南北，笔墨却一直未断。
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，令周谷城选择埋头故纸堆。他后来坦言：“那会儿我怕死，便做学问。”这并不羞耻。在白色恐怖最浓的年代，能留住学术火种，也是一种担当。毛泽东理解周的选择，信里很少劝他“非入党不可”，反而交换读书心得。一个在湖南、江西、上海之间辗转发动农运；一个在课堂、图书馆、租界小屋里沉潜。他们像两条平行线，偶尔交叉，彼此欣赏，却不逼对方改轨道。
抗战爆发后八戒策略，两人再见，已是1945年重庆谈判。毛主席在桂园设宴，座中多是民主人士，周谷城坐在靠角落的位置。席间主席举杯示意：“周先生多年不见，风采依旧。”周谷城答：“我还是旧书生，主席已是救国人。”一敬一让，成了友谊的续章。解放后，他们的互动更多围绕文化政策和学术规划。1952年一次谈话，主席提出：“光有自然科学院不够，还得建社会科学院。”看似随口一句，实际上在摸谁能挑大梁。周谷城当时推辞：“恐力有未逮。”主席没勉强，换了个角度：“大文化部得有人统筹，有机会你多掺和。”学者的谨慎与领袖的谋划，在这一来一回中呈现出难得的分寸感。
再回到1956年这场泳池对话。那一年“双百方针”刚提出不久，全国学术界摩拳擦掌，也暗流涌动。周谷城预感到风雨，“争鸣”本身没错，怕就怕拿棍子的人把学术说成政治问题。毛主席用赵充国的故事释疑后，又补一句：“你那逻辑文章，我看得懂，继续写。”这句话给了周谷城后续《世界通史》编写的底气。遗憾的是，风向很快变化，十年浩劫仍然席卷一切，周谷城被戴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帽子。身陷囹圄，他依旧琢磨史料，偷偷在废纸背面摘录。《世界通史》四卷本，最终在1979年得以面世，其间代价常人难以想象。
1962年春节，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设家宴，邀请几位老友，周谷城亦列席。饭桌上没谈政治，没说方针，毛主席突然问：“你的湖湘腔怎么还是这么重？”周谷城笑：“主席的湘潭味也没有淡啊。”短短一句互相调侃，让紧张年代里的人情味透出缝隙。有人后来评议，两人在关键时刻保持距离，在合适时机投以善意，才使这一段“君子之交”穿过政治漩涡而不破。
1976年，毛主席离世。周谷城正在上海整理文稿，闻讯后写下八句悼诗，怆然收笔。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同门相识，整整55年。两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径，却在许多节点以真诚相携——这也是现代中国知识人与政治领袖之间少见的相处样本：不以利益缔结，也不靠权势维系，而是用共同的文化素养和对真理的坚持做纽带。
客观说来，周谷城的坚持，并非简单地顺着当权者的意思行事。相反，他在多次风浪中选择承受毁誉，坚持学术底线；毛主席虽然身处高位，仍愿意同一位没有官职、没有枪杆子的史学家促膝长谈。从泳池里那句玩笑到后来无数次的点拨，核心都落在“坚持真理”四个字。真理不是标签，更不是口号，而是要在历史场景中接受检验。赵充国的屯田能否成功，不靠嗓门；周谷城的理论有没有价值，不靠帽子。时间终会作答。
1996年1月10日，周谷城在上海病逝，享年九十九岁。他临终前嘱咐家人，不必在墓志铭上列官衔、职务，只写“历史学家、教育者”。子女照做。若毛主席泉下有知，想必会微笑点头——这位老友，果然还是那个“既不深入浅出，也不由浅入深”的周谷城，拿捏着自己的分寸，在学术与精神的天地里一头扎到“恰到好处”。
回看1956年那池碧水，主席畅游，周谷城踱步，恰能映照二人不同的行进方式：一个劈波斩浪，一个审慎观水；但目标殊途同归——都是为了让中国在思想、文化和现实道路上摸到真正的深度与安全的浅滩。端看后来历史走向，这场轻松的泳池对话，已经远远超越了消夏小聚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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